乾隆帝
去除水患   预防为要
       乾隆帝主张，兴修水利、去除水患，应以预防为要。他说：“自古致治以养民为本，而养民之道，必使兴利除患，水旱无虞，方能使盖藏充裕，缓急可资。”水利对农业关系重大，因此他要求各省督抚在平时就要讲求研讨，做到“潦则有疏导之方，旱则资灌溉之利”，反对靠天吃饭和单纯依赖赈济。乾隆帝继位之初，各地水利设施大多年久失修，“圩岸不无坍颓，泥沙不无淤积”，针对这种情况，他提出“与其岁久溢渠，事难费省，不若逐年疏葺，事易费省”，要求各省督抚讲求水利之法，“各于所属境内相视河流浅阻，每岁农隙，募夫挑挖，定为章程，逐年举行。”把水利作为一项长期的和经常性的任务。
       乾隆帝很重视调查研究。多次派大学士鄂尔泰、讷亲到全国各重要水利施工现场调查水道原委，为进行大规模的治水活动打好基础。
       乾隆帝认为，治理黄河“关系国计民生，最为紧要”。在前代已有治河成就的基础上，他动用了大量的人力、物力和财力，对毛城铺引河、淮扬运河和淮河入江水道进行了疏浚，对清口进行了整治。乾隆帝一生多次出游，虽然有游山玩水的目的，但沿途凡有重要水利设施，莫不亲临工地，与大臣共同探求治理办法，表示对水利事业的关注。江南、甘肃、云贵、安徽、河南等地的地方官员都纷纷遵照乾隆帝的旨意，从当地实际出发，疏河道貌岸然，加固堤防，修建坡塘沟渠、圩埂土坝等大量水利工程。
       乾隆八年（1743年）直隶地区发生严重旱灾。为了缓和旱情，乾隆帝还命令直隶总督高斌督促民间打井灌溉。至乾隆九年（1744年阴历2月，保定府属已开成土井2200余口，当时正值农忙季节，“亟需浇灌，民间俱各踊跃从事”。天津、河间两府也都“以次办理”。顺天府霸州也打井2000余口。山西道御史胡潮生上奏，主张大修幾辅水利。他对河间、天津两府的地表水资源进行了调查统计，认为在直隶地区这两府河流最多，建议国家拨出专款，派遣大臣到幾辅各地办理。乾隆帝对这一奏折予以高度重视，说道：“幾辅水利乃地方第一要务，必简用得人，始能有益无弊。”他命对该地区情况比较熟悉的吏部尚书刘于义会同直隶总督高斌一起督率办理。
       他还比较注意培养和选拨水利人才。清代选官基本是通过科举，使得工程技术人员奇缺，“通晓河务之大员，甚为难得”。乾隆帝听说河南布政使朱定元曾担任河南河厅员和浙江海防兵备道，对河防有一定研究，就传谕给朱定元，要他仍然“将疏浚保护之法，加意讲求，以备将来之任使。”浙江按察使完颜伟担任海防道员，熟悉浙江海塘事务，主持兴建尖山海塘有功，于是乾隆帝将其提升为江南河道总督。他还规定，担任过河官或者熟悉治水业务的地方官员，可以在履历中注明，优先提拔使用。这种办法鼓励有更多的官员重视水利、热心水利、献身水利，促进了水利的发展。